關停了托老所,那些無兒無女、生活困難的老人們誰來管?江蘇省南京市檢察院組織召開上門聽證會,一并化解民事糾紛和行政爭議,為申請人打開心結,更為老人們解決后顧之憂。
托老所關停之后
托老所要是沒有了,這一屋子的老人怎么辦?誰來管?
看著江蘇省南京市某社區托老所一屋子的老人,曾獲評南京好市民的托老所所長老李滿面愁容。
對于行政機關而言,關掉這個社區托老所也是揮淚斬馬謖的無奈選擇。整改通知書下達之后,托老所一直未能解決安全隱患,而且周圍鄰居持續投訴,盡管直接關停實屬下策,但又不得不為之。
關停托老所已經讓老李倍感焦灼,當地媒體的一篇報道中黑養老院的用詞更讓他難以接受。積聚在心中因不被理解、不被認同而產生的情緒終于爆發出來,他由此走上了打官司、討說法的道路。
兩年多的訴訟,讓年近80歲的老李倍感滄桑。隨著南京市檢察院的介入,事情終于迎來轉機。
一生熱衷公益,卻被扣上黑心的帽子
1946年出生的老李,閱歷豐富:當過兵、下過崗,做過菜販子、開過出租車。1998年,感傷于老伴兒離世的孤單,他賣掉房子,向銀行貸款辦起了養老院。
希望老百姓都能住得起養老院。響應政策號召,十多年來,老李曾開辦過多家托老所,南京某社區的托老所就是其中一家。
2007年,該社區所在街道將社區養老用房出租給老李,用于解決社區內老人的養老問題。隨后,老李在民政局辦理了注冊登記,經營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托老所收費低,一開張就吸引了社區內外的老人、殘疾人入住。老李也干得很認真、很起勁,努力為他們提供生活起居、文化娛樂、康復訓練、醫療保健等多種服務。
托老所開辦以后,得到了民政部門、街道和社區的大力支持。大概是到2017年5月,我們托老所的寄養老人將近20人,其中年齡最大的93歲,大多數是社區的低保戶,沒有子女,也沒有收入。腦梗老人占一半,還有失明老人、精神病患者等。老李向記者介紹,這些老人由社區居委會提供補貼進行托養。
隨著時間的推移,托老所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電路老化,有觸電隱患;長期未能開展消防演練,消防逃生通道不暢;衛生狀況較差,通風不暢。此外,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私搭違建。托老所建在居民小區院內,雖說方便了養老,但也引發了一些居民的不滿。比如,垃圾堆放太多、擠占了公共設施等等,鄰里矛盾也比較突出。一份曾上報給區民政局的《托老所安全隱患報告》中這樣寫道。
基于上述原因,2017年8月9日,轄區民政局以托老所水管銹蝕、消毒柜報廢仍然使用、冰箱內生熟食品未分開存放等為由發出整改通知書,要求某社區托老所限期整改。因未完成整改任務,2017年8月30日、9月7日,民政局聯合街道辦事處、公安機關等,對托老所進行了現場執法并將其關停。
執法過程中,當地媒體以《黑養老院取締遇阻撓,記者再探某養老院》為題進行現場報道。
熟悉老李的人都知道,這么多年他熱心公益,也倍加珍視自己的名譽。一輩子都在踏踏實實地做事,自己用心維護的托老所卻突然被扣上黑養老院的帽子,這在老李看來,茲事體大。
我的證照齊全,說我是黑養老院,我不服氣,我非要打官司跟他們論論理!在將某社區托老所的寄養老人轉移至自己運營的最后一家托老所安頓妥當后,2019年11月,老李將涉事媒體訴至法院,認為該媒體刊發的報道損害了其個人名譽,要求該媒體賠禮道歉,并賠償其精神損失費。
由于那篇報道的對象主體是某社區托老所,相關詞語的適用對象也是該托老所,即使老李是托老所的法定代表人,但在法律上,涉事報道與其個人無關。明知訴訟存在障礙,但老李的樸素認知讓他鐵了心要為自己討個公道。人家到我這兒養老也是認準我這個人,我也是受害者,所以必須得給我正名。
在經歷了起訴、上訴、申請再審均敗訴之后,老李決定向南京市檢察院申請監督。
走訪調查后,發現糾紛背后的社會難題
南京市檢察院受理該案后,與老李取得了聯系。在與老李的電話溝通中,軍人出身的該院第六檢察部檢察官助理仇必林意識到,該案涉及的問題并不只是名譽權侵權這般簡單。
在此后的一次當面溝通中,仇必林了解了老李的過往——他先后參與過江蘇鹽城龍卷風災害、青海玉樹地震和九寨溝地震災害的救災志愿照護服務,榮獲過南京好市民稱號,經營的養老機構也曾獲評江蘇誠信優質服務單位。
仇必林轉業前在部隊干休所服役,他能體會到長年照顧老人的不易,特別是像社區托老所這樣的低檔養老機構,在人手不足、設施不夠、條件不好的情況下,事無巨細,都得自己去做。細心的仇必林還了解到,在案涉的社區托老所之外,老李還經營著一家老年公寓,政府分流部分老人去其他托老所后,老李還帶了一部分老人去了那家老年公寓。
幾次溝通后,老李也透露了自己的其他困擾——民政部門關停某社區托老所后,還拖欠了他十幾萬元的養老補貼,他也一直在為此事奔波。
法院的裁判并沒有問題,即便是老李以托老所的名義去起訴,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媒體報道帶來的損害后果。由于這件民事官司背后還伴隨著行政糾紛,在仇必林看來,直接結案并不能解決申請人的實際問題。
之后,仇必林實地走訪了老李仍在經營的老年公寓。老年公寓地處一沿街居民樓的一層,不大的兩間門市房湊成了160平方米、分割為10間房的老年公寓,里面托養了12位老人。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社區送養的無兒無女且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有4個護工為這些老人提供日常護理。
硬件一般,人多物雜,衛生環境還有較大改善空間,搞不好還要面臨被關停的命運。老李向仇必林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父親患上老年癡呆,住在家里沒人看管,他就會亂跑。我們有小孩要撫養,白天要上班,收入又低,好一點的養老院我們送不起,雖然知道這里的環境不行,但好歹離家近,也只能往這里送了。一位寄養老人的家屬對仇必林說。
其實,關停低檔托老所,社區也有困難。走訪中,社區工作人員介紹說,依照民法典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沒有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監護的,由民政部門或居委會擔任監護人。社區監護以后,只能送到養老院托養,但是現在好一些的養老院收費標準都偏高,社區的經費有限,只能送到一些收費便宜的低檔養老院。
在社區看來,老李經營的托老所曾經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一些養老院不接收的低保戶、殘疾人等困難群眾,老張的托老所都能接納,滿足了最基本的養老需求,確實是給我們解決了大問題,這個托底很重要。居委會主任評價說,老李多年來從事養老服務,口碑不錯,服務的性價比很高。
我干這行其實不賺錢。老李算了一筆賬,對于送養老人,居委會每個月只能承擔2200元。減去人員工資、房租、水電等耗費后,所剩無幾,很難有余下的資金改善條件。目前剩下的這家老年公寓,也是勉強維持經營。老李無奈地表示。
大家伙兒都知道老李很有愛心,也是合法經營,但他已年近80歲,我們擔心他的精力跟不上了,而且他的托老所硬件設施落后,管理理念、方法也很老套,不太符合時下社會的發展。區民政局有關負責人對仇必林解釋說,這種情況下,老人的安全問題怎么解決?我們并不是推脫自己的責任,可一旦發生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設想!所以就在托老所房屋租賃協議到期的時間節點,我們關停了那家社區托老所,對老人也進行了妥善的分流安置。
經過多方走訪、調查,仇必林發現,案件的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對于那些不太富?;蛘呱罾щy的老年群體而言,高檔的養老機構住不起,中檔的養老機構又不收,誰來滿足他們的養老需求?
幾十年前,如果說自己在部隊干休所的工作,是一種責任與擔當,那如今折射在老李身上的,則是崇老敬老的社會風尚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再次面對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仇必林有了另外一種感覺——其行可嘉、其情可憫。
如果能夠在民事檢察監督環節一并化解相關矛盾糾紛,既可以免去老李再次以托老所名義重復起訴的奔波之苦,又能幫助其解決一些實際困難,還能促成行政爭議的解決,避免矛盾激化進入行政訴訟程序。仇必林告訴記者,誰都有老的時候,如果能通過檢察辦案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對于社會而言,也是一大益事。
就這樣,按照南京市檢察院監督線索移送機制的要求,仇必林將了解到的情況作為監督線索,也移送給了負責行政檢察工作的同事。經上報院領導,南京市檢察院決定將該案由院領導承包,與民政部門、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一起,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
上門聽證解開矛盾癥結,老年公寓重獲生機
既要讓老李充分表達意見,又要對法院判決釋法說理,讓當事人接受司法裁判。更重要的是要爭取相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關注低檔養老機構的經營困境。自打包案后,如何實現這一辦案目標始終縈繞在南京市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張寧生的心頭。
不要把問題局限在民事檢察條線,雖然是對民事案件的監督,但要爭取在檢察環節把問題解決掉,不要將問題再推向社會。在討論案件過程中,張寧生的這番話啟發了南京市檢察院第六檢察部負責人張英姿。
恰逢最高檢提出了融合的工作要求,那能不能與行政檢察部門、控申部門的同事一起,通過召開上門聽證會,既化解民事糾紛,又解決行政爭議?張英姿回憶起當時的辦案思路。
經過走訪、溝通,張英姿與相關行政部門達成了召開檢察聽證會的共識。行政機關也表示,將及時研究解決老李反映的拖欠補貼的問題。
2022年元旦后不久,在某社區服務中心,一場為解決老李煩心事的檢察聽證會召開,民政局、街道辦的有關負責人應約而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聽證員的身份參加會議。
大家都清楚老李的事情,今天在這里,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爭取把問題解決在聽證會上。在張寧生的主持下,老李開始了他的發言。
我收養的都是別的養老院不收的人,價格在2000塊左右,包吃包住。
多年來,我協助政府解決了老年人養老的難題,我證照都辦理齊全了,如果沒有我們這種小的托老所,就不會發展出大的養老院。
我前后收養過3000余名老人。首屆長照天使獎章獲得者就有我一個,我是一個好人啊,怎么就變成了開黑養老院的壞人呢?
回望過往,老李不免有情緒激動之處,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認真地傾聽他的訴說。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區養老事業的情況。我區60周歲以上的老人大概是24.6萬人,老齡化程度在南京市位居前列。我區對養老事業的支持力度還是很大的,每年大概投入8000萬元用來補助養老事業,養老機構大約有6000張床位。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現場介紹了情況。
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鼓勵街道建自己的托老所,一般都由街道管理,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些托老所現在基本上都被更換成了社區運營、社會資本參與的養老機構,老年人的養老條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民政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老李開辦的托老所屬于尚未提檔升級的托老所,標準已落后于時代,安全隱患比較大,屬于需淘汰的一類。
公眾對黑的理解會認為是無證經營,媒體對用詞的審查需要加強,但報道的是托老所而不是你個人,不足以達到侵害你個人名譽的程度。從事律師工作的聽證員齊英點評說,感謝老李對國家養老事業作出的貢獻,對你的行為表示肯定。雖然現在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你要認同,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情況。
聽證會上,案涉新聞報道的記者表達了歉意,行政機關也表示近期養老補貼將會發放到位,并會督促和幫助老年公寓消除安全隱患。
隨著聽證會的推進,那團積聚在老李心頭的不滿情緒逐漸消散。
聽證會召開的節點臨近春節。會后不久,區民政局給老李的老年公寓送來了米、油等慰問品;案涉新聞報道的媒體單位也帶來慰問品;一并送到的,還有檢察官揮毫潑墨的新春對聯。
就在最近的走訪中,老李告訴了仇必林一個好消息——15萬元的床位補貼已經發放到位;5萬元的醫療機構補貼正在辦理過程中。老人們都很好,經常會在門前的小庭院曬曬太陽,請檢察官放心!
■檢察官說法
以我管促都管民生問題一攬子解決
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 陳浩
本案看似小案,實際上包含著大民生。
養老事業是重要的國計民生工程,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國家鼓勵全面發展養老事業,鼓勵、扶持社會力量和個人興辦養老機構,并鼓勵高、中、低檔養老機構同步發展,以匹配社會各類需求。然而現實中,由于低檔民營養老機構中多是孤寡病殘老人,不僅支付養老費用能力不足,護理需求也較高,養老機構為節約成本,普遍存在著服務質量、環境衛生、食品安全、消防管理等諸多不規范問題。
針對由此引發的民事、行政案件,檢察機關開展監督時不能就案辦案,既要關注低檔民營養老機構的合理訴求,注重調查核實,以我管促都管,幫助解決實際困難,促進民營養老機構的健康發展;也要支持政府機關依法監管,共同教育和引導民營養老機構積極改善自身經營條件、防范安全風險,使之符合國家的基本要求。本案中,檢察機關通過公開聽證的方式,加強政府機關、社會各界對低檔養老機構的關心和幫助,助力解決了老有所養難題。在調查核實過程中,當事人還反映了政府機關拖欠補貼的問題。如果能在民事監督中對行政爭議一并進行實質性化解,可以實現案結事了人和政和的辦案目標。以此為出發點,檢察機關強化各業務部門之間的監督信息共享和業務對接,與相關行政機關加強溝通,推動行政機關依法及時回應當事人的合理訴求,引導當事人合法依規經營,還提升了社會對特殊群體養老問題的關注度,取得了雙贏多贏共贏的效果。
來源:正義網
本文標題:上門聽證解開矛盾癥結,老年公寓重獲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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