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警惕老年民粹了:一位清華教授的犀利揭示

【導讀】近年來，民粹化浪潮席卷全球，歐美民粹化、極右傾現象更是達到一個高峰。受此影響，世界政治的不確定性更為凸顯。針對這一現象，本文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社會年齡結構問題。

作者指出，就現象而言，在美國和歐洲的選票政治中，保守主義投票與較高年齡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且一個悖論是，投票者反而會支持對自身利益有傷害的政客和政策。這種吊詭現象的出現，主要有心理和經濟兩個原因：

從心理上看，很多人有實現夢想的排隊心態，高齡人群親歷過高增長年代，曾相信美好生活靠個人奮斗實現，相比于復雜的經濟社會變遷，他們更多體驗到的，是外來移民在財富和社會地位上的插隊，進而反對那些推動全球化的幫兇們。

從經濟上看，由于老齡化來臨，人工成本上升，西方積極投入自動化的懷抱，制造業中最資深、也是最消耗成本的熟練工最易被替代，而他們的技能可遷移性低，收入和養老都遭受打擊，自由派又推動降低各種社會福利，自然會引起不滿。從這一角度，可以發現：由于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逆轉且短期內不會消退的結構性趨勢，它所支撐的民粹主義在短期內也不會消退。但這不代表老齡化民粹主義絕對不可調節——如果真正解決這部分人的需求，就可能遏制民粹主義的發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2期(4月刊)138-145頁，原題為《老齡化民粹主義：歐美的現實與中國的挑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在主流政治學文獻中，民粹主義被視為針對現行政治和知識精英的大眾動員。既然是反抗現行精英，民粹主義的政治力量，不管左翼還是右翼，都無一例外地把自己標榜為來自體制外的新鮮力量。例如，作為美國共和黨激進右翼的唐納德·特朗普，即便在擔任總統期間，也經常在推特上將自己標榜成華盛頓的外來者；他的反對者，民主黨激進左翼的代表伯尼·桑德斯，同樣將自己定位為白宮的局外人。正因為民粹主義者的這種反建制立場，許多學者將他們視為極端右翼或激進右翼。

所有這些標簽——無論是新鮮極端，還是激進，都往往讓人想到積極進取的年輕人，而不是已經步入暮年、理應接受現狀的老人。然而，在西方世界最近幾次重大政治事件中，老年人卻是民粹主義陣營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支持者。

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有72%的登記選民參與了投票，其中52%的投票者贊成英國退出歐盟。在英國脫歐公投的整個運動過程中，從脫歐公投日程宣布，到脫歐與留歐兩大陣營宣傳動員，直至脫歐結果確定后仍然連綿不息的辯論，社交媒體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專注于社交媒體影響的劍橋分析公司也因出于政治目的濫用用戶數據而遭到起訴。新信息技術在脫歐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讓我們誤認為脫歐戰場的主力，是這些新技術的主要受眾和使用者——年輕的互聯網一代。然而，若仔細分析最終決定脫歐結果的公投數據，我們會發現老年選民的抉擇才是關鍵：與18~24歲和25~34歲兩個青年人組別的低投票率不同（分別僅有36%和58%），臨近退休的55~64歲組和已經退休的65歲以上組的投票率分別高達81%和83%，青年人的高社交媒體活躍度似乎并沒有同等轉化為實際的投票參與率，而后者才是與政治結果直接相關的決定因素。如果我們分析更為直接的決定因素——實際的投票傾向，會看到18~24歲組別中，支持脫歐的比重僅有29%，25~49歲中脫歐支持者的比重也未過半（46%），但55~64歲組和65歲以上組則高達60%和64%。總體而言，無論是投票率，還是脫歐立場的支持率，均與年齡呈現高度正相關的態勢。

老齡選民的高投票率比較容易理解。研究選舉的政治學文獻早就發現，不管是日常政府換屆選舉，還是特殊時刻的全民公投，老年人的投票率總是比年輕人高，這與前者更習慣于傳統的政治參與模式，而后者有更多政治參與渠道（如示威和互聯網討論、請愿）有關。正由于老年選民的這一特點，他們才成為西方政黨的主要爭取對象，成為政壇舉足輕重的銀發力量（greypower）。

但是，受關注、拉攏是一回事，真正的支持則是另一回事。英國的老年人為何會支持脫歐呢？這個現象讓人困惑。首先，歐洲一體化是二戰后歐洲層面展開的最重大的政治事業，它直接來自無數歐洲人浴血奮戰擊敗納粹德國后，為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避免歐洲再次成為世界大戰策源地的理想和愿望。按理說，這些記憶對于老年人來說應該更為鮮活和強烈，可如今英國的老年人卻愿意拋棄這項與自己的親身經驗直接相關的事業，著實讓人費解。其次，歐洲一體化以及整個全球化進程，其實給英國老年人帶來了極大的物質好處：進口于意大利的物美價廉的新鮮食材，東歐和牙買加移民所擔任的醫院看護，來自法蘭克福、香港等金融中心的養老基金投資機會，西班牙溫暖海灘旁的療養勝地哪個不是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顯然，基于物質利益來解釋老年人民粹主義傾向的思路是不完備的，我們還需要考察其它的社會心理因素。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老年人反對歐盟僅是個英國現象，畢竟英國歷來都有強烈的疑歐傾向。我們可以考察歐洲層面的數據。國際社會調查（InternationalSocialSurveyProgramme）在2013年向16個歐盟成員國的21507名受訪人提出了一個假設性問題：假若今天有一場公投，要決定你的國家是否留在歐盟內，你是贊成還是反對？結果顯示，18~24歲的受訪人贊成自己國家脫歐的比重僅有23.59%，但隨著受訪人年齡的增長，支持脫歐的比重逐漸增加：在60~64歲和65歲以上年齡組，分別有35.7%和33.07%支持本國脫離歐盟。事實上，在個體層面，在控制住其他一系列的人口學變量、社會經濟變量（如收入和教育）及意識形態立場變量之后，受訪人支持脫歐的可能性仍與其年齡高度正相關。因此，老年人傾向于反對歐盟的現象并不局限于英國，而是一個存在于歐洲層面的普遍現象。

我們再看美國。同樣在2016年，美國的民粹主義力量也贏得了標志性勝利，即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與英國脫歐的例子類似，老年人在特朗普的勝選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考察分年齡段的投票率，我們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60歲以上和45~59歲兩個組的投票率分別高達71.4%和66.2%，均高于30~44歲（56.9%）和18~29歲（43.4%）年齡組。也就是說，年紀越大，投票率越高。同樣，在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上，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關系：在18~29歲和30~44歲兩個年齡段的投票選民中，支持特朗普的僅占37%和42%；而在45~64歲和65歲以上的投票者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占比均已過半，達到了53%。換言之，老年選民的支持是特朗普上臺的重要社會基礎。

老齡化民粹主義產生的社會心理機制：重回傳統價值

要解釋老年選民自身的民粹主義立場，例如脫歐主張，我們不妨先從一個容易想到的解釋出發：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機會和益處主要由年輕人享有，而這些對于老年人則意義不大，因此后者自然不會如前者那樣支持留在歐盟。的確，歐盟保證的四大自由（產品流動自由、人員流動自由、服務提供自由和資本流動自由）支撐了歐洲內部的共同市場，流通的便利將這片廣袤而多樣的大陸所能夠提供的教育、工作乃至娛樂機會充分呈現在英國年輕人面前，歐洲之星列車和廉價的航空將他們載往巴塞羅那、羅馬、柏林等歐洲中心，使其充分享受到歐洲一體化果實的甘甜。但是，難道老年人就無法享受這些益處了嗎？顯然不是。事實上，英國法律規定，英國公民在退休后，有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領到自己的國家養老金。在這樣的保障之下，借助歐盟四大自由帶來的便利，許多英國退休者紛紛前往歐盟其他國家度假、療養，甚至購置房產并在當地生活。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氣候溫暖的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以及醫療發達的德國，成為擁有英國退休者人數最多的歐洲大陸國家。但在英國脫歐之后，歐洲議會要求：只有在180天內在歐盟內部停留不超過90天的英國人才能免除簽證。這給打算長期居留歐盟國家的英國退休者造成較大不便。但即便這樣，也沒有阻止如此多的英國退休者在脫歐公投中投下贊成票。為何英國老年人在享有歐盟一系列好處時，還會支持脫歐陣營的立場呢？

事實上，這種享有歐盟好處的英國老年人反而支持脫歐的情況，是民粹主義現象中的一個普遍悖論：人們經常會支持一些民粹主義政客，但這些政客的政策立場其實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相矛盾。例如，在研究美國南部的民粹主義——茶黨運動時，美國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發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萊克查爾斯，當地貧困叢生，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可那兒的選民長期支持的卻是一位主張大幅削減福利和環保預算的共和黨右翼候選人。如何解釋這種自身利益與所支持的政策之間的錯位？選民信息的不完備也許是一個原因，畢竟不是每個老年人都能預料到英國脫歐后歐盟方面的政策變動。但這個觀點也許能解釋脫歐公投這種單次博弈，卻難以解釋發生在類似萊克查爾斯這種地方層面上的多次博弈：經過頻繁的一次次地方選舉，難道萊克查爾斯的選民還不清楚這位茶黨政客的真實立場嗎？

為解釋以上悖論，霍赫希爾德經過對美國南部各地茶黨支持者長時間的觀察和訪談，總結出一套超越我們日常習慣的利益分析視角，而強調選民主觀心理認知的觀點。這一觀點對我們理解從茶黨到今天的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的支持者（包括其中的老年人）的心態也能提供啟示。霍赫希爾德將其觀點總結為一幅美國普通人的心靈圖景，在這個圖景中，每個美國人的一生都像是在排隊，目標是處于前方隊伍盡頭的美國夢的實現。在二戰后美國發展的黃金歲月里，他們的父母和他們自己都篤信，只要一生努力，老實奮斗打拼，就一定能實現那個美國夢。可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全球化加速，外來風險增多，這種穩定的預期開始動搖。這些外來風險的來源很多，包括國際貿易（例如來自東亞趕超經濟體的競爭）和國際金融（如金融去管制化導致的全球金融波動）等等。但是，這些深層次結構性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顯而易見或易于理解的。對普通人來說，他們能親身感受到的外來沖擊，其實是國際移民的涌入。大量不同膚色、不同文化的移民的到來，改變了他們接觸的生活環境。更重要的是，在美國鼓勵合法移民的政策影響下，很多移民成功實現了社會和經濟的融入以及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但是，這種融入在許多美國白人看來，無異于一種在排隊實現美國夢進程中的插隊行為——為何這些新來的外來者，能夠獲得與已經耕耘數代的白人相似甚至更高的經濟和社會成就？在這些美國人看來，這些移民之所以能實現這些成就，一定是有人在幫助他們，給了他們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那么究竟誰是移民的幫兇呢？正是那些擁抱全球主義、主張族裔間平權的美國政治、智識精英。沒有他們對少數族裔的政策支持，后者不可能在追求美國夢的社會競爭中戰勝白人。這種不公正感和老實人被欺負的委屈感，將他們推向了排外的民粹主義陣營。

霍赫希爾德描摹了一幅不同于我們日常認知的、關于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運動支持者的畫像：這些人對自己處境的歸因也許偏狹，但他們并不是我們通常所想象的對全球化贏家心懷嫉妒的失敗者。事實上，他們多是一輩子老實工作、篤信傳統美國價值觀的普通人。他們相信，要實現美國夢，人應該靠自己的奮斗，而不是仰賴政府的幫助，后者既不公正，也不道德。然而，在現實中的美國，就是有一個干預蔓延至生活方方面面的大政府，并且平權行動還給予了包括移民在內的少數族裔各種優惠政策。而這一切，都是在信奉平等的美國建制派自由主義精英的主導下發生的。于是，這部分相信個人奮斗和小政府等傳統價值觀的美國人，自然很容易就被民粹主義者動員，成為反建制的政治力量。這股力量的本質，是追求重回傳統的美國價值觀。美國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并不指望通過爭取政府干預實現具體的利益訴求，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常常會支持一些政策立場貌似與其物質利益相悖的政客。他們相信，只要沒有了政府的偏袒性政策，重回公平的市場，他們就能依靠自己過上好的生活。

將上述分析應用于老齡群體，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年齡越大的人越可能支持民粹主義者。首先，年紀越大，就越可能真實地在那個往昔的美國生活過，親身體驗過美國的傳統生活方式，從而也就更加認同美國小政府，大市場的傳統價值觀。其次，年齡越大，在往昔生活得越久，全球化加速后帶來的新變化和異質性對其沖擊就越大。最后，年歲越高，就意味著在排隊實現美國夢的隊伍中排得時間越長，于是被人插隊后感到的委屈和不滿也就越多。上述三者，就是老齡化催生對民粹主義支持的社會心理機制。

可見，這一機制的作用核心在于變化：在一個族群異質性歷來很高的地區，老年人未必會支持反建制的民粹主義，這種異質性是他們一直以來都在經歷的，不會帶來陌生感，也就不會催生重回熟悉往昔的訴求；只有在一個族群異質性過去并不高，但在最近突然升高的地方，對故土的陌生感和被享受政府優待的少數族裔突然插隊的委屈感才會更強，這樣的老年人才會更加支持民粹主義。

這就是為什么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支持率提高的空間分布，會與各地區多樣性指數（diversityindex）的上升程度高度相關。所謂多樣性指數，指的是在美國一個地區隨機抽取兩個人，他們屬于不同種族或族群的可能性。圖1展示了在2016年，美國各縣的多樣性指數與2000年相比的上升程度。不難看出，多樣性指數上升程度越高的縣，在2016年大選中對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支持率的上升程度（與2012年相比）就越高（圖2）。例如，在邁阿密這樣族群多樣性一直很高的地區，特朗普并沒有比上一屆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收獲更多選票；反而是威斯康星等多樣性在近年來上升很快的地方，與2012年大選時相比，在2016年大選中給予了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更多的支持。

上述分析雖然聚焦于美國，但揭示的政治心理機制對于英國老年人在脫歐議題上的態度也具有解釋力。在英國走向公投的過程中，脫歐陣營的核心口號就是奪回控制（TakeBackControl）。這個口號把握住了相當一部分英國老年人的心態：只有把對這個國家的控制權從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那里奪回來，英國才能獨立自主地重歸美好的傳統和往昔。正如一位英國退休者在解釋自己為何在公投中支持脫歐時所說：脫歐是件好事因為我真心相信英國應該就像英國（BritainshouldstayBritain），而且國家應該由我們自己來管（runbyourselves）。所謂像英國，其實指的是像過去的英國——運用獨立的政策，自主控制國際貨物、資本和移民向英國的流入，而不會由于歐盟的壓力而變得像歐洲其他國家。至于加入歐盟帶來的益處，就像美國老年人認為大政府帶來的好處根本不應提倡一樣，這些英國老年人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與繁榮，只能來自獨立自主前提下的開拓與進取，而非歐盟那樣的官僚國際組織的所謂幫助。只要英國重拾過去的自主和活力，它在長期就將釋放更大的發展潛能，從而彌補脫離歐盟所造成的短期陣痛。

老齡化民粹主義產生的政治經濟機制：機器替代技能

帶來老齡化民粹主義的除了前述社會心理機制，還有客觀物質利益決定的政治經濟機制。與已經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退休者不同，年屆中年（50~59歲）和臨近退休（60~64歲）的人群仍處于勞動力市場之中，其對民粹主義陣營的支持，不僅源自前文所討論的社會心理因素，還出于與勞動參與和收入相關的經濟利益考量。我們需要聯系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社會經濟后果——工業自動化，才能理解這樣的經濟考慮。

所謂工業自動化，指的是在經濟生產過程中采用機器人的趨勢。工業機器人技術之所以得到應用，一種重要的社會需求就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市場變動。目前應用工業機器人最積極的國家，大都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國家，例如日本、韓國、德國等。原因不難理解：人口老齡化意指65歲以上人口占比的提高，這往往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供給的下降與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于是，在更高的勞動力價格的壓力下，企業和社會便有更大激勵采用工業機器人以替代昂貴的人工。有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程度能夠解釋各國在工業機器人應用程度上差異的35%。

人口老齡化促使各國采取工業自動化以機器替代人力，那么是哪個生產部門的哪部分人群被替代了呢？機器人的大規模應用仍發生在制造業。而在制造業從業者中，最可能被替代的是45~55歲的中年工人。這并不是因為這部分勞動者不重要，恰恰相反，這部分工人經驗豐富，體力也能勝任制造業中的機械性勞作。但是，由于他們工作年資長，從之前的勞資關系中附帶而來的福利待遇高，因此他們的勞動力價格昂貴。這使得雇主有極大的激勵引進相應的自動化技術將其替代。

這種失業風險給該部分制造業工人造成極大的威脅，因為他們擁有的是可遷移性較低的專有型技能，如對某些特種車床進行編程和操作以生產某些專用零件。這些技能可能只適用于某些行業或領域，可遷移性較低，勞動者因此被套牢在某個領域。同時，這種因技能特質而來的再就業難度，更會被高齡所導致的技能更新困難放大。因此，在工業自動化的陰影下，失業對于中年和臨近退休的制造業工人意味著尤為嚴重的后果。他們一旦下崗，不僅會陷入長期失業、失去收入的困境，更會直接打斷自己為退休后生活所做的準備（如對個人養老金退休賬戶進行的資金積累）。

所有這些后果，若在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內，其實都還有辦法應對，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抬頭的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卻在控制政府赤字的名義下不斷削減福利支出，甚至逐步拆解為勞動者提供社會安全的一系列勞動力市場制度（如就業保護和失業福利）。同時，人口老齡化本身也提高了老齡撫養比，讓此前形成的養老金系統在財務上變得不可持續，迫使政府對養老金系統進行改革，不斷降低養老金的替代率。

不難想象，高齡制造業工人由于對新自由主義精英們充滿不滿和憤怒，很容易就被反新自由主義建制派精英的民粹主義者所吸引甚至利用，成為后者的支持者。這些民粹主義勢力，一方面極力渲染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對普通人利益的忽視甚至侵害，一方面盡可能地將籠罩在勞動者身上的社會風險（如失業和貧困風險）歸咎于經濟全球化（如來自中國的所謂不公平競爭），從而掩蓋了這些風險的真正源頭其實是發達國家內部的結構變遷（如人口老齡化推動下的工業自動化）。正是這種既利用人民的真實不滿，但又不直面問題根源的行為，使得西方民粹主義勢力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卻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實際問題。

結語

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成因有很多，本文聚焦一個尚未得到深入研究的因素——人口老齡化。明確人口老齡化推動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主要機制，能為我們判斷民粹主義的發展趨勢帶來重要啟示。由于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逆轉且短期內不會消退的結構性趨勢，它所支撐的民粹主義在短時間內也不會消退。換言之，老齡化民粹主義力量和相關的逆全球化傾向并不會因為政府換屆、政黨更迭或領導變動而改變；恰恰相反，老齡化民粹主義反過來將選擇符合自身立場的政府、領導和政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西方國家的政策演變不會影響民粹主義力量。正如老齡化民粹主義產生的政治經濟機制所揭示的，中年以上至退休年齡的制造業工人被機器替代的風險將其推向了民粹主義陣營。但如果西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幫助這部分工人應對這一風險，那么就能相應降低經由這一機制所產生的對民粹主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