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老年打工人:是閑不住還是不能閑?

日本68歲的力三高野通過高齡人才公司找到了一份園丁的兼職，德國60多歲朝九晚五的老人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一支生力軍，美國的亞馬遜等公司發現了對老年勞動力的需求……

在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今天，很多國家超過退休年齡的老年人仍在工作。這些老人，有的是閑不住，有的是不能閑。養老金財政收支不平衡、生活成本上升、專業人才存在巨大缺口等，催生了越來越多的銀發打工人。安全隱患、年齡歧視、保障缺失等棘手問題也隨之而來。

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文化觀念等，決定了不同地區的老年就業問題各有不同。如何因地制宜打造老年打工人友好型社會，是一個需要社會各界都積極探索的重要課題。

1、美國：繼續工作的嬰兒潮一代

1946年至1964年間，美國共出生7590萬名嬰兒，這一時期出生的美國人被稱為嬰兒潮一代。如今這群人的年齡已經達到58歲至76歲，而且大多超過了65歲的傳統退休年齡。但調查顯示，69%的嬰兒潮一代說他們計劃在65歲以后繼續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面臨經濟困難。

據統計，2020年美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約為5500萬，其中仍在工作的多達1060萬，比例接近1/5。2000年，美國65歲至74歲的老年人約有19.2%在工作，2020年該比例上升至26.6%，預計2030年將升至32%；2000年，在74歲以上的老年人中有5.3%的人在工作，2020年該比例上升至8.9%，預計到2030年將升至11.7%。

從2010年到2020年，只有這兩個老齡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是正增長的，其他相對年輕人群的勞動參與率都在下降。

目前65歲以上的老年打工人占到美國勞動力的6.6%，預計到2030年將占到10%。甚至一些85歲以上的美國人也不得不工作2018年這個群體有25萬人，占到該年齡段人口的4.4%，是有記錄以來的最大數字。

同時，美國老年人從事全職工作的比例也在上升。2000年，65歲以上還在工作的老年人中約有一半從事全職工作，目前這個數字已接近2/3。

對于擁有高技能、高收入的老年人來說，是否繼續工作通常是個選擇問題。他們的工作具有很高的價值，不僅能創造收入，而且能促進身心健康。例如，教授可能有學術終身職位，律師有自己的執業資格。生活在較富裕地區的老年人更有可能繼續工作。在好萊塢的比弗利山莊，65歲以上的人中30%的人仍在工作。這里是加利福尼亞州老年人就業率最高的地區。

但對于低技能、低收入的老年人來說，繼續工作是迫不得已，只有工作得更久才能維持退休后的生活。尤其是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近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失去了大量儲蓄，不繼續工作就無法繼續生活。

這些人通常只能在賣場、餐館、前臺、日托中心、網約車平臺、社區服務中心等地方找到工作，甚至在農場當季節工人。像亞馬遜這種對體力要求不高的電商平臺或物流公司很快就發現了對老年勞動力的需求。公司因雇用老年人能獲得的稅收減免，幾乎可以達到其所付工資總額的一半。

麥當勞等快餐店也吸引了大量老年打工人。以往快餐行業的主力勞動人群是年輕人，如今這個行業的工作已經跟老年人和貧窮移民聯系在一起了。

美國老年人選擇繼續工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預期壽命延長、教育水平提高、退休保障缺乏等等。

在嬰兒潮一代出生的那個時期，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到70歲，但到了他們退休時已經提高到接近80歲。1965年到2020年，2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至少接受過本科教育的比例從9.4%上升到37.5%。這些變化對于高技能、高收入的老年人繼續工作尤其有利。

不過，對于大多數美國老年打工人而言，他們繼續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退休保障。

據調查，1/3的美國老年人沒有緊急儲蓄，70%的人其儲蓄最多維持6個月的生活。這使得他們很難應對因疾病、疫情、租房等原因導致的大額支出。72%接近退休的美國人如果在65歲退休，將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維持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果工作到70歲，大約一半的人仍然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他們的生活水平。

如今，美國的退休儲蓄體系正處在嚴重危機之中。美國人的退休儲蓄主要有三類：養老金、401（K）計劃和社會保障金。其中，養老金和401（K）都是雇主贊助的退休計劃，但前者允許雇員在退休后享受固定收益，后者是固定繳費但投資風險被轉移給雇員。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一個做法是，讓私營公司普遍用401（K）取代養老金。這種用減稅來代替政府社會安全網的做法，對低收入工人很不利，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多少稅可減。金融危機和疫情所導致的股票價格下跌也嚴重打擊了401（K）計劃，導致許多老年人損失了大量退休儲蓄。

在美國，退休計劃通常與全職工作掛鉤，只有41%的兼職工人的雇主提供了401（K）計劃。目前美國的私營企業雇員中，只有15%享有養老金，53%享有401（K）計劃，還有1/3的人根本沒有任何雇主贊助的退休計劃。

政府支持的社會保障仍然為1/4的美國老年人提供約90%的收入，但這部分收入平均每個月不到1400美元，而且領取全額社會保障金的年齡也越來越晚。

1954年及以前出生的人，只有年滿66歲才可以領取全額社保金；此后出生的，每晚出生1年，領取全額社保金的年齡提高兩個月；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要年滿67歲才有這一資格。

而許多老年人迫于資金壓力不得不提前提取，導致其社保收入進一步降低。如今，美國的社會保障基金正面臨嚴重赤字，如果不改革，將在2030年代中期耗盡。

如此多的老年就業者，但是，美國就業市場對老年打工人并不友好。

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業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超過50歲的工人僅一半有長期雇主。雇主會通過裁員、降薪、削減福利、取消晉升機會、延長工作時間等各種手段來迫使老年雇員非自愿離職或退休。如果遇到健康狀況不佳、家庭負擔沉重等情況，老年人就更可能頻繁更換工作。有統計顯示，約2/3的美國人在50歲以后會遭遇非自愿離職，他們在65歲時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比沒有經歷過非自愿離職的人平均低14%。

年齡歧視在美國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許多雇主不愿意雇用或保留老年工人。老年人一旦失業，需要花更多時間找工作。他們能得到的面試機會比年輕求職者少，能找到的工作通常也比以前工作的收入低得多。

盡管美國國會在1967年就制定了《就業年齡歧視法》，但聯邦最高法院2009年的一項裁決降低了該法的效力。在此之前，員工只需證明年齡是促成解雇的一個因素，但現在必須證明年齡是導致解雇的決定性因素。這極大增加了員工打贏年齡歧視官司的難度。

如今，大量美國老年打工人只能靠打零工來維持生活。這種工作通常不需要面試，年齡歧視的風險相對較小。

2020年，美國勞動人口中約36%的人參與零工經濟，44%的打零工者將打零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打零工的收入通常低于每月1000美元，只有16%的打零工者有機會獲得退休儲蓄計劃。

同時，美國大約1/3的打零工者是老人。某些零工可以為老年人提供額外收入，但對低收入老年打工人來說，打零工還遠遠不夠。零工不能提供穩定的收入，而且往往無法享有401（K）計劃和醫療保險，還得自己處理繁瑣的稅務問題。

美國政府已經出臺了一些政策支持老年打工人。

美國勞工部每年會在9月的最后一周舉行全國雇用老年工人周，其目的是提高全社會對老年勞動力的認識，并制定創新戰略來挖掘老年勞動力的潛能。活動中還會展示老年社區服務就業計劃，該計劃為經濟資源有限的5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在職技能培訓。自成立以來，該計劃已經幫助超過100萬美國老年人進入勞動力市場。

美國政府還在大力推進老年人職業教育，通過各地的社區學院為老年工人提供就業培訓，特別是提升數字技能方面的培訓。為減少對老年打工人的年齡歧視，美國國會眾議院2021年通過了《保護老年工人免受歧視法》。該法將恢復因2009年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而失去的對老年工人的保護措施，但法案仍有待參議院通過。

美國專家學者對保護老年打工人提出了大量建議。一個重點改革對象就是美國退休儲蓄體系。

針對6300萬根本沒有任何退休儲蓄計劃的人，一些專家建議美國政府建立強制性的全民退休儲蓄計劃，特別是要將打零工的人納入進來。政府需要確保每個人在其職業生涯的開始階段就為退休做儲蓄，并為低收入工人提供3%的繳費補貼。只需從美國繁雜且昂貴的福利體系中拿出2500億美元就足以解決這一問題。

專家建議美國政府有必要幫助小企業提供雇主贊助的退休計劃。小企業雇用了大量工人，卻很難負擔得起雇員的退休計劃。還有專家建議美國勞工部設立一個老年工人局，以重點關注和幫助這一日益龐大卻經常處于弱勢的群體。為減輕老年人的醫療負擔，專家建議美國政府將聯邦醫療保險的資格年齡從65歲降低到50歲，并使醫療保險成為醫療費用的第一支付人。

2、德國：專業人才短缺背景下的雙向選擇

近年來，德國老年人在勞動市場上也變得越來越活躍。這群銀發上班族的身影不僅活躍在醫學、護理、教育等傳統的老年就業領域，還出現在汽車、機械、化工、貨運等各行各業。

而且，德國銀發族的就業形式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個體從業、在家庭企業幫工或打零工，越來越多的人全職就業，成為與年輕人一樣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10至2020年這10年中，德國60～64歲人口就業率的上升幅度超過任何其他年齡段，從41%上升至61%。而65～69歲這個年齡段雖已超過退休年齡，但就業率也幾乎翻了一番，從2010年的9%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年人的就業形式中，增長最快的是須繳納社會保險費的非低薪、非短時就業。根據德國中部幾個聯邦州的統計，目前老年就業者中這類就業者占到1/5。

在德國這樣一個發達國家，銀發族為何日益成為勞動市場上的一支生力軍？推升老年人就業率的根本原因是德國人口的老齡化。

2018年德國人口的平均年齡為44歲，而1990年時為39歲，在不到30年時間里增長了整整5歲。以67歲的標準退休年齡作為分界點，1990年至2018年，德國67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54%，從1000萬增加到了1600萬人，預計到2039年還將再增長500萬至600萬，至少達2100萬人。2018年，德國勞動年齡人口為5200萬人，預計到2035年將降至4600萬至4700萬人。

近年來，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德國年輕人口的數量。在2014年以來移民德國的約300萬人中，超過1/3小于20歲。但這最多只能在整體上避免德國人口不過快萎縮，不足以逆轉老齡化的大趨勢。

生育意愿降低和預期壽命延長，是造成全球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兩個普遍原因，而還有一個特定因素加劇了德國的老齡化：嬰兒潮一代開始步入老年。

在德國，統計學上把1955年至1969年間出生的人稱為嬰兒潮一代。1990年，嬰兒潮一代介于20至35歲之間，是當時德國最大的一個年齡群體。而現在，他們已步入中老年，并將在未來20年內逐步達到退休年齡，這意味著德國的就業人數很可能大幅下降。

比如，在達到戰后生育最高峰的1964年，共有140萬個嬰兒出生。到2029年，當他們達到65歲逐步退休時，2009年前后出生的孩子開始步入職場，但2009年只有不到74萬人出生，簡單計算，由此形成的勞動力缺口達66萬人。

德國目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實際上已相當嚴重。比如，當下的2022年，德國退休人口就將比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多出30多萬人。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因此發出警告：德國勞動市場正處于發生根本性動蕩的邊緣。

這其中，專業人才存在巨大缺口的問題尤為突出。德國工商總會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參與調查的2萬多家企業中，超過一半存在專業人才崗位空缺，而且情況比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更為嚴重，工業企業和建筑業的情況最嚴峻。按照目前的情況，專家預計2030年德國專業人才缺口將達500萬人。

從中短期來看，勞動力短缺首先會影響企業的產能，進而可能在價值鏈上形成瓶頸從而影響到上下游產業。德國復興信貸銀行的數據顯示，2022年春季，幾乎一半的德國企業都因為缺少專業人才而不得不削減自己的業務。另一方面，勞動力短缺將推升成本，進一步加劇已經存在的通貨膨脹問題。

從中長期來看，對德國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數字化、氣候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都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因此人才瓶頸將掣肘德國的整體發展。

要在中短期內緩解勞動力短缺，尤其是專業人才短缺問題，顯然無法靠提高生育率來解決，也不可能實現如此巨大數量的高素質移民凈流入。因此，提高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成為唯一出路。

在很多方面的潛力都已挖盡的情況下，具備良好職業素養和豐富經驗的老年人就成為德國不容放棄的寶貴人才資源。畢竟德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大大延長，2019年，德國65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剩余壽命為17.9年，女性達21.1年。

具體而言，老年人就業包括兩個方面：推遲退休和退休后再就業。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德國從2012年起對退休年齡進行調整：2012年至2023年，退休年齡每年延后1個月，2024年至2029年每年延后2個月。這意味著，1964年以后出生的人要到67歲才能退休。隨著這一政策的推行，德國老年人的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

如果說推遲退休年齡是強制性的國家政策，那么退休后再就業就是出于老年人本身的意愿。對老年人來說，繼續工作既意味著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也意味著收入增加。

從德國2020年的統計數據來看，65歲及以上的就業者中約1/3（約42.7萬人）是為了生計，另外約2/3的人主要靠養老金及資產生活，這些人就業更多是為了繼續參與社會生活，增加收入只是補充。

德國當前的老年人就業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2020年，在60～64歲這個年齡群體中，高素質人群的就業率（72%）遠高于低素質人群（47%）。由于高素質老年人較少遭遇老年貧困問題，因此從上述就業率差異就可看出，當下德國的老年人就業更多是專業人才短缺背景下的雙向選擇，而非迫于生計。

這說明，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往往意味著更長時間的勞動參與，因此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也有望進一步推升德國未來的老年就業率。

為促進老年人就業，德國的專家們提出了各種建議。

比如，適當加大提前退休的養老金折扣率，降低提前退休的吸引力；完全取消對退休年齡雇員勞動合同的期限管制；如果雇員在領取養老金的同時繼續工作，應可通過雇主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來提高雇員的養老金，從而使退休后再就業在經濟上對老年人更具吸引力；從雇主和雇員兩方面著手，促進50歲以上人群的職業進修和繼續教育；開展老年人就業的正面形象宣傳，從而影響社會觀念。

當然，德國目前的老年人就業也隱含了不少問題。比如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貝塔斯曼基金會的專家都警告說，這很有可能會加劇老年階段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老年失業者難以受惠于老年人就業促進政策，他們即便有強烈的就業意愿，實際上也很難再找到工作。

因此，如何在人口就業率上進一步挖潛，既解決掣肘經濟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同時兼顧社會公平，使相關政策惠及更多人群，是德國當前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都在積極探索的重要領域。

3、日本：老有所為走過半世紀

68歲的力三高野，通過高齡人才公司找到了一份園丁的兼職；中村常野75歲時組建了一個為當地社區提供服務的組織；67歲的小山昭夫加入了一家專門挖掘銀發人才的人力資源公司；若宮正子82歲時，發布了一款專為老年人開發的網絡游戲，在退休前，她還是一個完全不懂編程的普通銀行女職員……在日本，銀發族重返工作崗位，甚至主動為老年人的生活和就業提供服務的現象，隨處可見。

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步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出現了勞動力短缺、消費萎縮、社保財政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為緩解勞動力短缺和養老負擔問題帶來的社會壓力，日本從立法、政策、老年人繼續教育等方面入手積極促進老年人就業，鼓勵老年人利用自身的經驗和知識為經濟社會建設繼續做貢獻。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勞動力短缺是日本老年人就業的主要原因。截至2021年9月，日本老齡化率達到了29.1%，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日本未來勞動力補充來源卻不樂觀，0～14歲人口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處于減少態勢，截至2021年12月，在總人口中占比已下降至11.76%，勞動力人口補充來源越來越少。日本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1995年達到8700萬人高峰后一直在減少，預計到2040年將進一步下降至5543萬人。日本勞動力短缺問題越來越明顯，促進老年人就業遂成為確保勞動力平穩供應的重要努力方向。

養老金替代率下降、經濟保障不足等因素是日本老年人繼續就業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日本養老金財政收支不平衡問題日益嚴峻。為此，日本政府先后通過《年金改革相關法案》《年金功能強化法》等對養老金制度進行了較大改革。

在替代率方面，主要是提高個人保費率和降低養老金替代率，前者意味著增加個人的繳費負擔，后者則意味著年老后收入減少，直接影響著老年人的生活。2021年日本《老齡社會白皮書》公布的數據顯示，養老金占家庭收入60%以上的家庭在全部老年人家庭中的占比超過了75.3%，而2014年只有56.8%，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家庭在依靠養老金生活，養老金替代率的下降將導致老年貧困問題加劇。

根據日本金融審議會2019年發布的報告要維持老年人老后生活至少需要儲蓄2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0萬元）資產測算，65歲及以上老年夫妻家庭的月平均養老金為21萬日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萬元），而每月日常開銷則在26萬日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3萬元），這樣他們每月只能拿出積蓄填補虧空。但現實是，日本目前戶主為老人的家庭擁有超過2000萬日元儲蓄的僅有39.5%，這意味著半數以上老年人需要繼續工作，來確保晚年能正常生活。

日本老年人強烈的就業意愿也是支撐其長期工作的內在保障。日本一直以來廣泛促進積極老齡化的發展，鼓勵老年人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因此不少日本老年人只要還能工作就會一直工作下去。特別是隨著團塊世代（1947年到1949年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人）陸續退休，能夠繼續參與社會活動的老年人群也相應增多，這些企業戰士有著較強的就業意愿，無疑將成為今后老年就業群體的主力軍。

另一方面，在積極老齡化的推動下，日本不僅平均壽命不斷增長，健康壽命（日常生活能自理期間）也在延長。2019年，日本男女平均壽命分別達到81.41歲和87.45歲；日本男女的健康壽命分別為72.68歲和75.38歲，與2016年調查時的數據相比，分別增加了0.54歲和0.59歲。健康壽命的延長能夠使老年人繼續保持身心健康，促使他們繼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

日本內閣府《老年人經濟生活相關調查》顯示，現在仍有工作收入的6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4成以上表示，只要有工作可做就希望一直做；如果從想要工作到70歲的人群算起，超過90%的老年人都保持了較高的工作意愿。良好的未來生命預期和身心健康狀況，對于日本老年人就業積極性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日本不斷出臺政策、措施，以服務于老年人就業。

一是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早在步入老齡化社會之前，日本就發布了被譽為老年人憲章的《老人福利法》，明確了老年人的權利與義務，并規定應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和能力，為其提供從事工作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退休年齡也由50～55歲延長到60歲。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期轉入低速增長期，失業率上升，雇傭關系惡化，中高年齡者的就業環境尤為不穩定。為預防中高年齡者的失業問題，1974年日本將《失業保險法》改為《雇傭保險法》，并通過多次調整逐漸擴大了老年人加入雇傭保險的范圍。1986年日本出臺《高齡者雇傭安定法》，經多次修改，制定了將60歲的退休年齡逐漸推遲到65歲的制度，使老年人繼續工作有了法律依據。

在延遲退休方面，日本根據不同行業、不同身體狀況的受雇人，實行不拘一格的、漸進式的退休機制。此外，1995年頒布的《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為老年人社會參與、雇傭、生活環境等方面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重要保障。通過制定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日本老年人的就業權利得到較好的保障，雇傭環境有了明顯改善。

二是調整養老金制度以適應老年人繼續就業的現實。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領取養老金老年人數量的增多，日本養老金財政出現了收支不平衡問題。為此，日本對養老金的領取時間進行改革，重點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日本國民養老金從制度建立之初就采取65歲領取的規定；厚生養老金的領取則從60歲逐漸提高到65歲。

為了鼓勵老年人推遲領取養老金，日本養老金制度規定，60～70歲之間可以根據個人身體狀況靈活領取養老金。65歲以后每推遲1個月領取養老金，可以在法定養老金的基礎上增加0.7%；60～65歲之間每提前1個月領取養老金，則在法定養老金的基礎上減少0.5%（2022年4月開始縮小至0.4%），領取時間越早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就越少。

三是通過終身教育的普及、職業能力的開發和提升數字素養等方式提高老年人的各種技能。20世紀60年代隨著終身教育理念的引入，日本老年人教育事業得到了良好發展。此后以文部科學省為主要牽頭部門，先后在全國范圍內設置了終身學習中心等機構促進老年人學習，并利用公民館等公共設施，開設面向老年人的相關課程和學習內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目前日本的公民館教育遍布各個都道府縣，對老年人身心素養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在職業開發方面，日本依托《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和銀發人才中心，為老年人提升職業素養和從業適應性提供重要支撐。近來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總務省還推出了數字活用推廣員制度，幫助老年人提升數字素養，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老年人就業。

總之，隨著政策覆蓋面不斷拓寬、政策內容不斷拓展，日本老年就業人數整體上保持平穩增長。根據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數據，2021年日本65歲及以上老年人就業人數已達912萬人，10年間持續增長且累計增加341萬人。

日本促進老年人就業方面的法律法規以及精細的制度設計，對當前面臨著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問題的許多國家來說，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第一，完善老年人就業的相關法律政策體系。日本的經驗表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逐步延長退休年齡，提早保障老年勞動力是關鍵。借鑒日本經驗，探索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老年人勞動權利保護、老年人人力資源開發和老年人再就業保障等相關法規政策，可以為老年人再就業營造良好的法制保障環境。

第二，開展多樣化就業培訓，搭建為老服務的就業信息平臺。老年人對于新環境、新技術的適應能力較差、體力也較差，相對于其他年齡段的人就業機會較少。因此，可大力發展針對老年人的職業介紹所，對老年人進行職業培訓，根據老年人的特長、興趣推薦比較適合老年人的工作崗位，鼓勵健康的老年人參與各種社會活動。還可以利用社區、工會和老干部活動中心等的組織優勢，結合數字化、信息化成果為老年人搭建就業信息平臺，促進老年人就業。

第三，對雇用老年人的企業給予適當獎勵和支援。在這方面，日本主要通過制定提高退休年齡獎勵金制度、設立高齡者雇用專項資金等方式，獎勵那些積極為老年人創造工作機會的企業，并采取措施對企業給予一定補助。（原文刊于《環球雜志》2022年第12期，原標題為《老年打工人》。）